（黄令鹤对此文亦有贡献）
一枚硬币被抛上了小何村蓝色的天空，在武汉12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。
小超市、湘菜小炒和卖菜的中年人沿街道两旁排开，车水马龙在他们所构筑的道路上。生意最好的是一家“好莱坞炒饭”，新的一碗炒饭出炉，一股孜然和辣椒的香味。
随硬币上升，这一片被称为“村”的红顶房子逐渐变小，缩成挤在雄楚大道、杨家湾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和“绿汀雅境”小区间的一点点。
小何村在武汉，还有167个“兄弟”。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：城中村。这些“兄弟”里，许多已经成为了地图上一片土黄色的空地。
对于这样一种地方，正面，是给予许多人实现梦想的机会。低廉的房租让无数外来务工人员或是年轻人，找到安身立命的小窝，或是自己人生路上的过渡。
而反面，是混乱、肮脏。汽车不断的喇叭声、无人照料的垃圾桶、到处可见的“小心小偷”的标语和两栋紧挨着的楼房造出的“一线天”，成为了这种地方挥之不去的记号。一些城市居民对这里的形容，是“可怕”和“恐怖”。
城中村，是一座特殊的围城。
硬币掉落了，一个孩子接住了它，把左手盖了上去。他操着一口不纯熟的武汉话，笑着问旁边的孩子：“猜猜是正面，还是反面？”
拿起一个黄色的面团，往铁制桌面上一放，罗老板打开自己的手掌，用涂着油的掌根将面团按压成了一张面饼。
身后烤箱正在发出“滴滴”的声音，提醒着他今天的上午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。身边的妻子已经顾不上自己凌乱的发型，散落的头发随着按压面团的起起伏伏，撞击着她的脸颊。
他们从江西南昌来，会点做糕点的小手艺，来武汉是想发发财。每天早上8点，罗老板都会准时开始工作，把鸡蛋和面粉按照1：2的比例调制成2桶28公斤的蛋浆，称好重量之后加入香精调味，接着就开始捏制糕点了。
在刚刚过去的淡季中，他们一家人的收入只够糊口。现在气温一降，机会就随着冬天来了，寒冷的天气让人们更偏爱暖和的糕点。罗老板说，这时候每天可以卖出50到60公斤，净收入每月可达到1万元。
罗老板爱开玩笑，说他之所以来小何村，是因为小何村“美女多”。旁边的妻子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，又继续捏起了糕点。
“当着老婆面才敢这么说，不当老婆面就不能说。”罗老板一本正经地说。
拍摄：王韵
来小何村前，他们考察过武汉的市场，“人气”是他们最看重的。他们想过在武大边上开一个小店，又想过到户部巷的街边卖卖糕点。但是当他们真的去了那里之后，高昂的房租无情地打碎了他们的计划。户部巷，便成了罗老板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。
“这里旁边有3、4个学校，还有上班一族，人气比较旺。而且这里买材料也方便，租金也便宜。”罗老板说。
就这样，1万元一年，罗老板盘下了小何村的这个店面，用自己的手艺开始“讨生活”。
现如今，一年多了，孩子也即将在卓刀泉小学毕业了。罗老板有些庆幸，孩子的教育压力还不算太重。但是将来孩子上万元的补习费加上每个月4000元的房租水电开销，成了他生命难以承受之重。
罗老板总是喜欢和邻居们交流，问一问自己糕点的味道如何，根据邻里的意见调整口味。“酸甜苦辣，都是那个味。其实生活也是这样，实实在在的生活。”
但是，他不喜欢这里。他大声地说：“城市要发展，什么都要发展，那城中村还存在干嘛？又脏又乱。”但罗老板看了看眼前的糕点，又陷入了沉默。
户部巷的梦想，是那么得遥不可及。
他不想放弃，他想搬出去，搬到户部巷，搬到司门口。他相信那里的人气更旺，自己赚的也会更多。但他自己也知道，“现在房租又贵，进场相对来说条件越来越高了”。
身后的烤箱又发出了“滴滴”的声音，一屉18个香喷喷的糕点出炉了。罗老板戴上手套，把糕点放到一旁的机器里保温。
他回过头冲我们笑笑：“环境就这样了，反正也习惯了。要想不乱不脏你得有那收入。住小区，哪个都想住。”
另一边，东湖村的晏兴玲刚刚吃完午饭。
现在是15点20分，累了半天的晏兴玲铺开了一张躺椅，准备小睡一会儿。
星期二的午市通常来说不怎么忙，如果不出去办事，晏兴玲通常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。
其实在14点30分，晏兴玲的店铺就不再接客了。但是垃圾、地面和台面都要重新清理一遍，烧开水和冰汽水也都是必须的。等忙活完了这一切，晏兴玲才能够放心地养精蓄锐，等待16点30分的晚市。
这是“双喜铁板烧”在东湖村的第四个年头。从当初的一家小店，到现在开拓了第二家分店，用晏兴玲的话来讲，这家店“超出我的想象”。
2012年的冬天，晏兴玲从襄阳来到了武汉。她想要一个安定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，也想要离大学校园近一点，实现自己对于校园生活的憧憬。
十多年前，为了分担家庭的压力，她早早地进入了社会，开启了自己的漂泊之旅。收营、管货、接待、销售，她都做过。然而私人老板总是想通过不断的人员更新降低自己的用工成本，一旦自己生病或是请假，这份工作就基本上保不住了。
晏兴玲“感觉没有一个家，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归属感”。为了生存，她必须要有一份“稳固、扎实的事业”。她决定在武大附近租一个店面，经营起属于自己的事业。
但摆在她面前的是和小何村罗老板一样的问题。对于一个店铺而言，开在闹市区或是街口、主干道才是首选，但这也就意味着高昂的租金。尽管她有一些积蓄，但是“可能承受不了多久自己就扛不住了”。
在现实面前，晏兴玲做出了妥协。她放弃了许多自己已经看中的店面，以2000元一个月，租下了东湖村小角落里的一家小店。
2012年的冬天异常寒冷，而初来乍到的晏兴玲也遭遇了危机。她想到主干道去宣传自己的店铺，但是很快自己的牌子被管理人员以“影响市容”为由撤走。她也想过分发积分卡、代金券、送菜品，但是怎么样都不起太大的作用。更何况，本地人对于“生面孔”，总是抱有这一种排斥的心理。
“这里本地人都蛮狠，蛮狠的。”晏兴玲说。房东和房客经常会因为租房的小事情发生摩擦，房间里东西坏了，即使买好东西让房东装，有些房东依然也不搭理。一些村里的人“有事没事都盯着你说话，几个人扎堆坐在那里就开始说闲话”。
为了将自己全部的重心都放在生意上，晏兴玲把儿子留在了老家襄阳。如果孩子在武汉，她没办法好好照顾他，在店里的时候总放不下心，会担心孩子“生不生病、会不会蹬被子”，害怕马路上的车子撞到自己的孩子。
每天早上，晏兴玲都要骑电动车到半个小时路程之外的关山进货，一个人驮三四百斤的菜品回来。清洗、去皮、腌制、熬制酱料，最后调味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需要晏兴玲亲力亲为。中午和晚上，她还要给工人们做饭，晚市21点30分结束后，她又要清理店铺准备第二天的开张。直到夜晚23点，她才能吃上饭，给自己洗洗衣服。第二天早上9点30分，她又要跨上自己的小车，骑向关山。
“每次我在厨房里，有时候看见很大的太阳，有时候看见下暴雨，但客人还在外面等，菜上桌了还会说谢谢，这让我不得不去努力。如果我这一点都不珍惜，可能以后做什么都做不了了。顾客真的是太打动我了，这份信任钱买不到。”晏兴玲说。
大半年过去了，在收集了顾客的反馈和改进之后，“双喜”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崛起。现在，晏兴玲正准备再开一家分店，一家在街面上、有停车场的分店。而这间老店，她怎么也不会拆了的。
她时不时地会想起那些日子，她一个人驮着菜品骑着电瓶车，风吹雨打，有时路况不好，还经常被车子撞。她的这双手，因为常年的劳作，遍体鳞伤。“不管有多少钱，我始终还是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的模样，从老家漂泊多年以后又到这时候那个模样，我一直都忘不了。”
“我感觉是这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”晏兴玲说。
仲平（化名）是小何村里的“怪人”，街坊邻居都喜欢叫他仲老师。
拖着一双棉拖鞋，仲平摆弄着自己手中的“王守义十三香”。他的肚子里似乎有着无尽的知识，能拿着英国工业革命对比分析武汉的城中村滔滔不绝，又能时不时地冒出一些诸如Oracle、Php的专业术语。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，仲平嘿嘿一笑：“我要回家给孩子做面吃呢！”
1996年，他从河南驻马店来到了武汉理工大学，读电信学院。那时候，“地铁、马房山（武汉马房山附近）什么都没有，街道口就一个平路”。
2000年毕业后，他去到了广州打工。在他印象里，武汉当时的工资只有两三百一个月，而广州可以达到两三千。头几年，仲平当了“码农”，没日没夜地专门写程序。写着写着，他慢慢地从前端转到了后台，专门做工程设计。
在广州，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也收获了自己爱情的结晶。但是，在孩子准备上学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从广州回到武汉。
“因为我想在广东打工的人多，小孩子上学质量差一点，我小孩子现在在这附近的中学上学。”仲平说。
他在南湖附近的小区买了一套房子，回到了武汉。孩子在一点一点地成长，而他也从当初的工程设计师，变成了物业系统的分析师。
来到小何村并不是仲平希望的。他本来计划住在武汉工程大学里面，那里的环境可比小何村好得多，可谁能想到没过多久，那一栋楼就拆迁了。他算了算自己的经济状况，为了在附近上中学的孩子能够步行上下学，他忍了。他来到了小何村，以一个月五六百元租下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。
他感叹道：“这边环境当然不好啦，这是城中村，这有什么好的，比隔壁小区差多了。南湖的房子租出去了，我又在这里租房子。生活啊，就是这样。”
看着街边坐着的三个老人在抽烟聊天，仲平摇了摇头：“现在年轻人哪个会坐在这里？大家一下班都把门关着，一上班开门就走了，谁跟你说说话？”
他不喜欢这里。城中村在他的眼里，已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悄无声息地改变了。这里再也不再是曾经的村儿了，尽管这里依旧保有着村里的建制，但事实上，人情味已经淡化了。
“现在经济发展，钱已经把人扭曲了，把人的感情扭曲了。但社会就是这么发展，慢慢进步的，不是么？”
一提起拆迁，仲平就来了劲。他收起了挂在脸上的笑容，略带有一点神秘地说：“从前王家湾那里拆迁，一家赔了七八套房子哩！现在不可能了，武汉市政府都有了规定。”
武汉市城中村的拆迁浪潮是从2004年开始的，《武汉晚报》在2004年1月11日报道，当时的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怒斥一些村民“不种粮食不种菜 专‘种’房子高价卖”，并将武汉市城中村定义为“城市发展的毒瘤”。于是，武汉市168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计划开始进行。当时的副省长刘有凡要求，武汉“城中村”的改造要争取在2－3年之内把它解决。
不过，武汉拆迁计划所碰到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。原本计划3年完成的拆迁直到2011年，也只基本完成了二环线内56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。2010年，《楚天金报》报道，武汉市力争在十二五期间，也就是2015年之前，完成城中村的改建。
花楼街，由于地处江汉路闹市附近，又因其房屋破败严重，自然在2004年城中村改造计划最一开始，就被纳入了拆迁整修名单之中。薛乐（化名）同仲平一样，是武汉城中村拆迁计划的拥护者。今年56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“花楼人”，现在，他是花楼社区居委会的一份子。
薛乐家的房子是在2009年拆除的。当时，对于他的补偿是在武汉市发展大道附近的一套房子，但是他觉得人生地不熟，那里又太偏远了。于是，他还是拿了拆迁款，在花楼街附近买了一套房子。
花楼街的拆迁在薛乐眼里并没有什么“血雨腥风”。“哪个屋里伢们（武汉话，意为小孩）比较多的，哪个屋里比较困难的”，花楼街会给他们稍微多补一点，尽可能做到人性化。
“拆房子是个好事情撒，拆迁可以改变一切，旧房子变成新房子，都是为了下一代吧。”薛乐说。
百年花楼的历史，在武汉市挖掘机和钻孔机的轰鸣声中，逐渐湮入尘土。闻拆迁而来的一些摄影爱好者陆续进入了花楼街，想要趁这里完全被拆除前，记录下它最后的点点滴滴。
时至今日，花楼街北段江汉路地铁站至民生路一段，已经变成了宝利金国际广场。
2015年，一位80后武汉市民在人民网《地方领导留言板》上询问，花楼街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。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回复道：“按照江汉区“三旧”改造年度计划表（2015-2020），江汉区花楼街民生路至打铜街段沿线房屋已规划入2016年磨子桥片旧城改建项目范围，民权路至二盛巷段沿线房屋已划入汉正街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。”
“拆房子是个好事情，都是为了伢们。”薛乐又重复了一遍。
花楼街的拆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。在花楼街居委会“百年花楼展示厅”里，有一面墙叫“已消失的路名”。惠和里、太和里、清和里、兴元里……在那上面，挂着30个再也见不到的路名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这面墙上的名字还会继续增加，成为一段永远被封藏的记忆。
在那一段记忆里，人们夏天喜欢把竹床搬到户外。街坊邻居大家就坐在竹床之上，打打牌、谈谈心。炒菜的锅破了，就用煤渣把生铁一化，再把锅的缝用棉花一拓，拓在孔里，一口锅就补好了。
街边的伢们喜欢丢石子，拿起地上的一颗扔向天空，又迅速捏起地上的一颗石子，再接住空中飞舞的石子，接着再丢、再接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这便是最好的娱乐了。
伢们还爱跳房子，在地上用粉笔画上大大的房子，他们便开始朝向终点的“天堂”开始进发。跳累了，他们会回到自己20平米的小屋，在那里，他们要暂时告别地上宽敞的空间，和7、8个人挤在一起，睡着上下铺。
每天早上起床，人们不得不拿出1毛钱去请人来到自己家里。在那时候，1毛钱“还蛮重”，但家里没有卫生间，屋里就1个木头马桶，于是就得请人来倒下水道，并用竹刷子把马桶洗刷干净。
街头的公共电话来了电话，整条花楼街顿时热闹了起来。大家从街头开始传话“吆喝”，开始寻找电话要找的对象，直至街尾。至于串门的、唠嗑的，那更是不用说了。
那是属于那一代人的六七十年代。
在那时候，包围小何村的还不是一座座高楼大厦。荒山和田地到处都是，出门就是南湖，一撒网往往可以满载而归，吃上一顿美美的野生鱼宴。
今年88岁的曹奶奶谈起当年的往事，一脸骄傲。她用地道的武汉话告诉我们，当年自己是小何村生产队的干部，当时公家管粮食，自己“总是借一万斤，还两万斤”。
“当时有三个队，我总把我们队多的粮食都堆到需要的人家里去，谁会不喜欢我呢？当时物资稀缺，买什么都要用票买，这样别人就更喜欢我了。”曹奶奶说。
17岁那年，曹奶奶通过媒人介绍，从关山嫁到了小何村。那时候，日本刚刚投降，满街道锣鼓相庆。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，曹奶奶和今年90岁的陈爷爷，拜了天地。
一旁的女儿听到了这些往事，打趣道：“孙中山在的时候，爷爷就在啦！”
曹奶奶当了18年的干部，那些日子里，只要逢年过节，不管有多少个小孩，曹奶奶都会给钱。对于那些没粮食吃的家里，她会给每家小孩每人七块钱，“大家不管老的少的都喜欢我，对我很好”。
转眼间，南湖被填了，荒山被开发了，农田被征收了，原生态的一切都消失了，“污染也比以前大了”。关山再也没有曾经的残破了，它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的光谷。而小何村，在一阵阵城市化的浪潮中，也被粉刷了一次又一次，却始终没有伤及到村的灵魂。曹奶奶笑呵呵地抬起手臂，划了一个大圈：“这一块可都是我的地盘！”
老人家们生了5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现在，曹奶奶的曾孙子都有1米7高了。陈爷爷总是喜欢去黄鹤楼看戏、跳舞。有时候，他还喜欢从外面捡点“好东西”回来，堆在家里。儿女们和他说了无数次不要再捡了，他依然将那个年代特有的勤俭节约保持了下去。
听说了小何村在未来2、3年内可能会拆迁，曹奶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女儿说，她们无所谓拆不拆。搬出去住“环境好，但物业管理费高，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，看国家怎么安排”。
奶奶依旧沉默不语。她瞥了女儿一眼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老房子。身旁的老伴已经有点耳背，有些慵懒地坐在藤椅上，静静地晒着冬日的暖阳。身边的邻居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了，能与其耳语者，也越发的稀少了。尽管奶奶一家三十几口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了小何村，但家里墙上挂着的老式日历正不断提醒着这对老人，今年已经是2016年，而不是属于他们的1966年。
那个年代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一个月后，武汉已经彻底进入了严冬。比起一个月前，小何村的街道冷清了许多。
如果改建顺利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武汉将完成 中心城区剩余的49个城中村改造。也就是说，2020年，武汉中心城区将没有城中村。
城中村，早晚会淹没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中，无论再怎么挣扎，它终会在一片喧嚣之中湮没为卫星地图上的一片黄土，再后来，也就和周围的钢筋水泥一样了。
小何村的灵魂，终究还是要消散的。这里终究，还是要被遗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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